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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楊德山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圖)
2018-11-21 09:45:03
作者:楊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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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在京舉行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座談會。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楊德山的學生張冬冬代讀了楊德山教授題為《試論劉少奇晚年對黨員隊伍建設思想的新探索》的發言。(中紅網張伊攝)

試論劉少奇晚年對黨員隊伍建設思想的新探索

楊德山
(2018年11月17日)

    1958年6月底,劉少奇在《北京日報》編輯部發表“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言論,很快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重大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言論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斷章取義處理成“馴服工具論”,變成劉少奇的“罪名”之一。十一屆五中全會為他平反后,學術界、理論界開始關注“馴服工具論”。從1980年代初的完全肯定,到1990年代認為其本身帶有偏頗和絕對化傾向,再到新世紀從“黨員主體論”出發作出批評,根據近四十年來學界研究、闡釋的內容,筆者認為“馴服工具論”的研究并未認真展開,不少人只是望文生義,離開時空因素,不無武斷地提出質疑、批評。而系統梳理它產生的背景、完整的內容及歷史影響,客觀總結其對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的運用發揮和理論貢獻,考察分析其對黨建工作的實踐價值,既有助于還原“馴服工具論”的歷史真相,也有益于人們加深對中共黨建理論的理解,更好建設新時代的“偉大工程”。

    一、歷史真相:“馴服工具論”的產生、影響、批判

    “馴服工具論”產生于1958年夏季《北京日報》關于共產黨員個人志愿的討論。其時,全黨的整風運動轉入第三階段即個人學習和思想改造階段,北京市一些單位組織黨員制定個人“紅專”計劃,但圍繞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愿,黨內意見不一。對此,為“通過討論提高覺悟,正確制定個人紅專規劃,向紅透專深躍進” ,《北京日報》在“共產黨員”專欄開展了關于“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愿”的討論。

    討論先后圍繞“共產黨員應該不應該有個人志愿”“共產黨員有個人志愿是不是就是個人主義和應該有什么樣的個人志愿”“黨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同志應該怎樣看待”“在本職工作之外還可不可以有其它的志愿”“當個人志愿和黨的要求發生了矛盾時應該怎樣對待”這五個由淺入深的話題展開,澄清了黨員中存在的各種簡單化的錯誤思想,引出黨員應當樹立符合黨的利益和工作需要的個人志愿的正確認識。《北京日報》編輯部為了保證總結的質量,邀請劉少奇于6月30日前來參加座談,幫助提高認識。針對討論中出現的“黨讓作什么就作什么沒出息,對于作黨的馴服的工具想不通”的說法,劉少奇提出“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的主張:從人的社會屬性出發闡述“工具論”基本觀點——“黨是不是工具,是工具,我們也是工具,工具論。黨是人民的工具,是無產階級的工具”;從人的自主性、創造性與工具性的統一出發說明做“馴服工具”的合理性——“人更是活工具,不僅身體活動,腦子也活動……作一個馴服的工具,又有理想……這是可以統一起來的,有一致性的”;從階級立場、階級覺悟和認識立場出發闡明反對做“馴服工具”觀點的實質——“有些人把黨當成汽車,他是開汽車的,想爬到黨的身上駕馭黨”。

    談話之后,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北京日報》在頭版頭條(并轉第二版)發表社論《共產黨員應該有什么樣的志愿——關于“共產黨員應該不應該有個人志愿”的討論總結》。這篇總結根據劉少奇的談話內容整理而成,發表前經過他的審閱和批準。文章的最后寫道:“共產黨員究竟應該有什么樣的志愿呢?任何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做一個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的工具,為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斗。這就是我們的結論。”為體現戰斗性和斗爭性,第三版的“共產黨員”專欄在通欄標題“永遠做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下安排了一組文章予以響應,突出黨員應當“無條件服從黨的需要”以及“奮發有為”和“馴服工具”的統一性。

    《北京日報》以《共產黨員應該有什么樣的志愿》為書名,將討論文章結集出版,第一版印發的350萬冊,短時間內在國內便銷售一空,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此后到“文革”爆發前,各地、各行業、各人群均有學習相應文章。在黨內,中央和地方黨的機關報紛紛刊載文章,表達黨員對“馴服工具”的認識。其中有以“社論”形式表明所在地方黨委的認識,有以黨員個人身份談心得體會的,也有黨員集體討論會討論結論的。在黨外,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紛紛表示要做黨的馴服工具;政法機關提出做“無產階級專政的馴服工具”,軍隊表態“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要求青年堅決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新聞媒體領域也有相應表態或要求。在學習踐行“馴服工具”的活動中,還涌現出雷鋒和王杰這兩位典型:雷鋒把“馴服工具”具體化為著名的“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王杰則進一步明確了“保養和清洗”“螺絲釘”的精神材料是毛澤東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組后的《北京日報》率先通過社論發起批判,認為“馴服工具論”歪曲黨的領導和黨員的關系、領袖和群眾的關系,污蔑了人民群眾,對抗毛主席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散布市儈哲學,鼓吹愚民政策。其后公開的批判文章,或以影射史學攻擊它繼承武訓的奴才哲學,指責劉少奇用“半工半讀學校”培養只掌握生產技術的被統治的馴服工具;或聯系《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認為“馴服工具論”是一以貫之的奴隸主義、盲從主義;或從黨內組織生活出發,聲稱劉少奇站在反動立場,宣揚奴隸主義,要求黨員成為其個人的“馴服工具”。

    總體上看,對包含“馴服工具論”在內的所謂“黑六論”的批判,實質是為政治斗爭服務,目的在于為整體批判劉少奇營造氛圍,因此其時間主要集中在1967年4月到1969年6月。批判的方式基本上是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比如劉少奇在講“工具”論時,并沒有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講黨員個體服從黨組織安排時,并沒有否定個體志愿的合理性;講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跟隨黨實現個人價值,主要是對與他們年齡相仿甚至有同學之誼的少數人蛻變成右派分子有感而發,而非庸俗的人生觀和市儈哲學。批判的力量則更為蒼白:其一是無法對強調服從組織和上級的“馴服工具論”進行批判的同時,解釋清林彪所說“對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其二是難以在既反對“奴隸主義”又反對“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的無政府主義之間取得平衡,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種體制下,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狀態,正是批評者所批評的那種情狀——頂端的高度個人集權與基層社會無政府主義盛行并生不悖。劉少奇被平反后,學術界和理論界隨即為“馴服工具論”正名并開始進一步認識。

    二、理論價值: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工具論的發揮和運用

    作為“馴服工具”論的引發、宣揚者,“文革”初期的揭發、批判者的《北京日報》社,在劉少奇平反以后,很快就以編輯部的名義撰文,不但正本清源地回溯當初狀況,糾正“文革”中顛倒了的是非,而且在歷經風雨后重新審視“馴服工具論”的價值。文章認為,劉少奇當時提出“馴服工具”,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具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和高度的黨性自覺,全心全意為黨和人民服務;當個人志愿同黨的需要發生矛盾時,要有組織紀律觀念,自覺地服從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強調“馴服工具”要“奮發有為”,即敢想敢說,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要精通業務,“越是好的工具,越需要能動腦筋、能鉆研問題、能大膽創造”;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和才能與做好馴服的工具,不但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文章也指出,“馴服工具”的說法不是很科學,容易被人誤解為盲目服從。

    與此同時,一批學者和理論工作者重新闡發“馴服工具論”的理論價值。研究者們認為,劉少奇講“馴服工具”,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理想、信仰和信念去說服那些年輕人,要他們服從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在強調“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黨性原則”,不是“腐蝕工人階級和黨員群眾”的“奴隸主義”。這種觀點與魯迅倡導的“孺子牛”精神、雷鋒踐行的“螺絲釘”精神,以及列寧強調的黨的“鐵的紀律”思想完全一致。黨員是中國共產黨的而不是別的什么黨或個人的“馴服工具”,在處理個人和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問題時,自覺遵守“四個服從”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平反劉少奇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每個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都必須按照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個人問題,自覺地服從黨組織對自己工作的分配、調動和安排”,個人如果認為不適當可以提出意見,“但經過黨組織考慮作出最后決定時,必須服從”。這與“馴服工具”的精神基本一致,也是人們在1980年代初普遍對“馴服工具論”采取完全肯定態度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縱深來看,“馴服工具論”與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建設的相關理論相一致,也是劉少奇黨員隊伍建設思想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具體體現。從列寧批判馬爾托夫反對把黨組織看作工廠、把黨員視為“小輪子和小螺絲釘”的言論,到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直言“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工具論”,再到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把黨定位為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時期完成特定歷史任務的工具,可以說劉少奇的“馴服工具”無疑是對無產階級政黨“工具論”精神的自然延續。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順利開展,為社會主義事業創造了良好的物質經濟和思想政治條件,以“公”或“集體”為本位的共產主義道德也就有了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在此情況下,“個人”或“私”的存在意義,只有在對“集體”或“公”的價值追求中才能實現,而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個人”或“私”不復存在,社會成員“普通工作都可做,又有高度文化,專業不止學一門”,沒有了“個人志愿”的問題。按這個邏輯,劉少奇講“馴服工具”,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際,針對黨員與黨組織、個人志愿與黨的事業之間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靈活運用“工具論”觀點,號召黨員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斗。

    三、實踐價值: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

    “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從提出到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影響,起源于個人志愿的討論,突出在“奮發有為”和“馴服工具”的統一,落腳于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因此,“馴服工具論”不僅是理論問題,當然還具有實踐層面的價值。無論是建設時期的學習實踐,還是新時期以后的研究評價,都發生過偏差,而總結“馴服工具論”的實踐價值,首先就要注意糾正錯誤認識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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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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