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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一位戰斗在隱蔽戰線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的傳奇人生(組圖)
2019-04-18 09:31:05
作者:張大建、張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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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介紹的這篇文章刊登在1989年第二期《縱橫》雜志上(中國文史出版社),范作民先生所著的“傳奇英雄蔣自明”一文記述了我爺爺從一個窮孩子成為黨的隱蔽戰線忠誠戰士的獨特人生。現重發此文是為了讓當今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更多的了解,我們的前輩是怎樣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即使身處險境,局面復雜,他們仍堅守信仰,排除萬難出色的完成黨交給的每一項任務,他們為了我們國家能有今天,無私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我們當繼承先輩的高尚精神,為我們熱愛的祖國更加富強添磚加瓦,為我們可愛的人民生活幸福出力幫忙,能為社會的發展進步助一臂之力就是我們的愿望。

    活躍在西安古城的傳奇英雄——蔣自明烈士生平紀實
    原作:范作民 《縱橫》1989年2期; 《縱橫精品叢書》2002年
    增補:張大建   2007.10      縮編:張輝   2018.2.25

    為了創建新中國,無數革命者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其中既有忠于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也有矢志報國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他們為了人民的事業,執著地奮斗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其功不可沒,但他們的姓名卻不為大眾所知。傳奇人物蔣自明就是其中之一。

    在法國的浪跡生涯

    蔣自明,原名蔣誠道,1896年出生于江蘇省銅山縣一貧苦農民家里,全家依祖父和父親給地主種田、幫短工維持生活。幼年的蔣自明聰明好學,爺爺和爸爸節衣縮食,讓他讀私塾。盡管蔣自明好學上進,但難熬的窮困還是使他沒讀幾年書就失學了。

    辛亥革命前夕,15歲的蔣自明感到如果呆在家中遲早都要困死餓死,便想到社會上去闖蕩,自謀一條生路。母親了解兒子的倔強性格,臨別時拿出家中僅有的一塊“龍洋”遞給兒子作為盤纏。身著破衣單褲的蔣自明接過“龍洋”,迅速扒上了貨車。但火車剛剛啟動,他又把那塊“龍洋”扔給了滿面淚痕的母親,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浪跡生涯。

    蔣自明離家后,先到上海的外國資本家家中當勤雜工。之后,他還到西餐館當過廚師,在食品廠做過工人,不久又從上海到青島一家大飯店里當廚師,做點心。他渴望學習,遇有機會便去上補習學校學習外語及其他文化科學知識。幾年間,蔣自明忍饑受寒,備受欺凌,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哪里有活計,他就到哪里去賣苦力;哪里能糊口,他就到哪里干活;什么樣的行當需雇工,他就去學哪種行當。他先后做過鐵匠、泥瓦匠、木工、油漆工,在鐵路上揮過洋鎬,在紗廠看過機器,在碼頭扛過大包,在大街上賣過報紙。盡管如此境遇卻一直沒有多大改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從中國招收大批華工赴法,到軍需工廠去做苦工。蔣自明又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到了陌生的異國,時為1917年。在法國,蔣自明仍未擺脫流浪生活。他在輪船上當過水手、面包工,在法國人家中當過園丁、廚師、勤雜工,但困苦并未使他放棄在那里攻讀法語、德語的機會。

    當年在華工中流傳著關于蔣自明的有趣故事:

    一次,里昂電廠發電機的外殼突然斷裂,廠方為了不耽誤發電,征求高明的技師,以期盡速修復。許多法國高級技師不敢應征,在該廠做工的蔣自明竟挺身而出。條件是:必須把廠房四面的玻璃窗全部用紙封閉起來,不許看他具體操作。廠方照辦了,他也及時將發電機外殼修好發電了。法國人對此十分驚奇,認為他是中國的“神奇能人”。其實,蔣自明是在發電機外殼的斷裂處鉆上一些洞眼,再用鋦釘鉚接上,用的是中國人鋦鍋的辦法,是蔣自明在國內當鐵匠時學會的。

    蔣自明勤奮好學、吃苦肯干、機智敏捷,客觀環境和經歷為他掌握各種技藝提供了條件。他碰見什么學什么,肯下功夫,善于開動腦筋,遇見什么技術都要琢磨透、學到手。這使他很快成為多才多藝,身懷“絕技”的人。他不僅掌握了做西餐、點心、面包,種西方菜,栽西方花的技藝,而且學習了西方的經營管理方法、文化藝術,這為他以后經營餐飲致富,濟窮扶貧,資助革命,從事革命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1917年至1919年,蔣自明在法國度過了近3年的流浪生活,也在法國上了近3年的“社會大學”。

    在國內乃至法國的生涯,蔣自明經受了中外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他對官僚、資本家、豪紳欺壓和魚肉百姓極為憤恨,斥之為“文明強盜”,“不拿槍的土匪”,但對于勞苦工人、農民、清貧的知識分子卻傾注著極大的同情,盡力予以周濟和資助。他對自己的兩個兒子也告之 “長大了不許做官,要學手藝,自食其力,用自己的技藝做器物,留給人間”,“要為國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這些思想使他易于接受革命的影響,促使他結識了共產黨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徐州第一家新式食品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蔣自明于1919年回國,在徐州一法國資本家家中當廚師和勤雜工人,又到青島一家飯店去當廚師,其間接觸了一些進步人士。

    1926年,徐州的進步友人共同商議,湊集資金租賃了一所樓房,籌建了“徐州食品店”,由蔣自明任經理,與蔣同赴法做工的喬方友為主廚。在蔣自明的建議下,食品店采用西方的經營方式,經理和全店工人都有技術股,年終一起分紅,打破過去徒工只勞動、無股份、不分紅的舊規,同時實行禮拜制(即禮拜日職工一律輪休)以調動工人積極性。

    徐州食品店是徐州第一家新式食品店,食品店樓上經營西餐,樓下出售面包、點心、糖果、餅干、洋酒和罐頭等。他們還在電南巷過去的城墻外經營菜園,自種西餐配菜,保證該店所需的新鮮蔬菜常年不缺。另外又在五毒廟附近自建了“利民冰窖”,在北天橋設立了“利民飲冰室”。冬季將天然冰塊儲存于冰窖中,夏季用這些冰塊為食品店的西餐部冰藏食品,并出售冰鎮酸梅湯、果子露、汽水和冰淇淋等。

    冰窖是蔣自明親自設計建造的,他亦熟悉西餐廚師、面包師等技藝及經營管理,店內業務掌握起來得心應手,加之食品店位于火車站附近,其西餐及冷飲都是當時徐州獨家經營的新式飲食,因而過往旅客和居民紛紛前來光顧。蔣自明掌勺制作的拿手好菜,如“長雞蛋”(“長”亦作“漲”)、“火山冰淇淋”、“活魚湯”、“法式牛肉餅”、“德式牛排”等等,極受顧客們的贊賞,食品店的冰鎮冷飲更是備受歡迎。

    徐州食品店的生意漸漸興隆起來,蔣自明亦由一個窮困的流浪漢,變成了富有的大老板。由于他技藝高超,經營管理有術,社會交際有方,聲譽越來越高,遂成為徐州的社會知名人士。人們尊稱他為“蔣老板”,有的親切地叫他“蔣大鼻子”,更有照相館以在自己的櫥窗里掛上名人蔣自明的照片為榮。正是這個生意興旺的食品店,日后卻成為共產黨人的休憩地,這位大名鼎鼎的蔣老板也變成忠心耿耿的革命者。

    從“老板”到革命戰士

    開辦徐州食品店之時,正值大革命從蓬勃發展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致使大革命慘遭失敗,革命處于低潮時期。經理蔣自明同情和支持革命,關心革命事業的成敗和發展,自然結識了一些共產黨人、進步人士。此時,共產黨人需要保存革命力量,開展更艱苦的革命斗爭,于是賓客云集的徐州食品店便被選為掩護革命志士、開展秘密革命活動的極好場所。

    1930年,黨的地下工作者徐彬如從天津出獄赴上海途滯徐州,經周西林介紹初識蔣老板。蔣自明得知徐是地下黨員且剛出獄,就如同接待親人和貴賓那樣,安排了他的飲食起居,臨行時,又送給路費,使徐順利回到上海。此后徐彬如每次經過徐州時,都要到徐州食品店去找蔣自明,每次都受到熱情接待。幾年中,常在徐州食品店落腳的有宋綺云、丁毅忱、王根僧、李木庵、謝華、童陸生、金閩生等,他們都是奉黨的指示,秘密地奔赴東北、西北、上海等地開展革命活動的。受蔣自明接待、掩護過的還有中共徐州特別支部、徐海蚌特委、蘇魯豫皖特委、棗莊工委等各級組織中的地下工作者,以及陳亞峰、耿建華、佟虛吾、郭子化、叢林等。這些人雖吃在食品店,就寢卻不在店中,而是躲避在利民冰窖旁的小房子里。表面上,冰窖旁的幾間小房是看冰窖的徒工用的,實際上是革命者避難、隱蔽的地方。蔣自明接待他們時,往往先給他們化裝后,再派人把被掩護的同志直接送到隴海路列車的餐車上,以免特務發現跟蹤。經過徐州的餐車大都要在蔣的食品店購買面包,以供旅客食用,這樣蔣自明就同餐車人員建立了合作關系,如果有地下黨員或進步人士出徐州,則由餐車負責將其護送到目的地。

    在接待這些進步朋友的同時,蔣自明還通過他們秘密找來一些革命書籍,如《工人必讀》、《共產黨宣言》、《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兩個策略》等,悄悄地躲在冰窖旁的小屋子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誰也難以料到,這個整天忙于食品店業務的蔣老板,卻在背地里以驚人的毅力學習革命理論、文化知識,練習外語會話并苦練書法。長期的積累,使他不但有了一定的理論修養和多種文化科學知識,而且較熟練地掌握了英、法、德三種外語,甚至還練就了一手很有功力的顏體、漢隸、章草和魏筆。

    按照慣例,每逢春節前,他總要和周西林或孫曉蘆(同去過法國的華工)打著燈籠,到徐州貧民聚居的壩子街棚戶中,挨門串戶地根據每戶人口的多少送上2至5塊銀元,讓大家過個好年。人們接過錢都問他:“您老貴姓?”他則笑著說:“姓錢!”問他尊姓大名,他又打趣地說:“我叫錢迷!”他曾向銅山孤兒院和貧民救濟院捐送每人一套夏衣和冬裝。為了防止有人貪污,他親自去裁縫鋪定做后一一送去,但絕不透露是自己出錢制做的。同時,他還在徐州北壩子街空場上修建了一座草亭,起名“民眾草亭”,專供窮人們休憩之用。

    開設西安蓮湖食堂

    蔣自明利用食品店支持革命,掩護地下工作者的做法,使當時的地下黨負責人受到啟發。1932年前后,宋綺云、丁毅忱和徐彬如等秘密設想在津浦、隴海路沿線借開飯店、辦旅館,再建立一些秘密聯絡點。隨著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以及黨的地下工作在西安加緊開展,大家覺得在西安建立一秘密聯絡點,對黨領導西安和西北地區的地下工作十分必要,并一致認為蔣自明是負責這一聯絡點的最合適人選。于是決定由宋綺云利用西北文化日報社社長的公開身份及他同各方面的交際關系,著手籌辦西安地下聯絡站的工作。為此, 宋綺云專門就籌備與資金問題向楊虎城將軍征詢意見,楊將軍表示全力支持。

    1934年,宋綺云來徐州向蔣自明具體交待了建立西安聯絡點的任務。蔣當即領受任務,很快物色到了適合的技術人員和徒工。通過銅山縣少華巷小學校長崔瑞麟、教師范作民結識了淮陽發電廠的技術員孫象涵。孫曾任桃山鄉鄉長、蕭縣民生工廠工務部主任,同時又是徐州美專李可染先生的學生,在家鄉桃山村開辦有“桃山二三鐵木工廠”,專門經營家具和農具。蔣自明認為,到西安開辦西餐館需要制作許多美觀、適用、配套的擺設和家具,便邀請孫象涵到徐州食品店,親自做了拿手的西餐盛情款待他。席間,蔣自明隱去到西安開飯館的真實目的,大講西安的現狀和經濟形勢,鼓動孫到西安干一番事業。經過交談,孫終于答應共同合作,去開發大西北。不久,蔣自明和孫象涵率領眾徒工,攜工具一起乘車到達西安,著手籌備西安市第一家西餐館。

    1935年,他們在西安端履門大街租房加以改建裝修,西餐館試行開業。后因該地不便掩護地下黨的活動,又由宋綺云出面交涉,在西安蓮湖公園旁購買地皮,修建房屋,正式辦起了“蓮湖食堂”。該西餐館的一切家具都是蔣、孫共同設計的,頗有西方家具的特點,樣式新穎,美觀大方。餐館正式開業后,孫象涵又在東木頭市街開辦了“二五木器工廠”,該廠以后也成為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地下聯絡點。

    蓮湖食堂從籌集經費、尋覓地點,到交際聯絡、輿論宣傳等,都是由宋綺云公開進行的,表面上是金閩生、王根僧、童陸生、丁毅忱、翁世武等人集資辦食堂,而真正出錢資助的卻是楊虎城將軍。楊將軍秘密指示從他支配的“抗日特費”中撥出一部分,由堯山中學校董兼堯山油廠經理的張永敷從楊存放在堯山中學的經費中支出,共約款5萬元,作為蓮湖食堂的主要開辦經費。

    蔣自明利用終南山翠華湖中的天然冰,在西安西城外開展了冰窖業務;在西門外西南地段租用土地,種植中西餐用的各種蔬菜及花卉;在菜地附近飼養禽畜,以保證食堂用肉和奶制品原料;餐館設洗衣局,每日洗滌臺布、口布及工作服。

    蓮湖食堂開張那天,張燈結彩,十分熱鬧。鞭炮聲中,服務人員掛出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周伯敏書寫的“蓮湖食堂”橫匾,更增加了喜慶氣氛。西北特別支部成員徐彬如、童陸生、李木庵、宋綺云、王根僧、金閩生、謝晉生以及楊虎械將軍的部屬、西安各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100多人前來祝賀,這在西安可謂盛會。蔣自明那天非常高興,親自下廚做了不少拿手的西萊,令來賓們贊不絕口。

    宴會上,在國民軍第十七路軍中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即席致送一幅賀聯:

    “蓮峰俯三秦勝友如云袖里乾坤大,
    湖海通九陌高朋滿座壺中日月長”

    在場的人,不知情者贊嘆武志平的才氣,知情者深知賀聯的內涵寓意,受到極大的鼓舞。華山蓮花峰有天外三峰之稱,比喻革命事業崇高偉大。“袖里乾坤”特指在有限的空間進行秘密活動之無限事業。“湖海高朋”比作革命志士深入群眾無處不有、神通廣大,革命事業蓬勃發展、地久天長。多年后,“西北特別支部”支委,百歲老將軍童陸生回憶道:“現在回想起來,真好象傳奇一樣”。

武志平于1986年為張協和重錄賀聯之書

    “袖里乾坤大”

    蓮湖食堂開業之后,中外各方人士不斷慕名而來。然而無人知曉,在這如云的客商富豪之中,卻有著一批批黨的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進步人士,秘密進行著各種革命活動;那主持業務、繁忙不堪的“蔣老板”,正是地下黨的交通聯絡員、情報員和物資供應員。經蔣自明聯系,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的蘇魯豫皖邊區特委叢林在此地與西北特支的徐彬如、宋綺云等人接上了關系,棗莊地區的地下黨便交由中共西北特別支部領導。蘇魯豫皖邊區特委書記郭子化來到西安匯報工作,亦由蔣自明接待;蔣交送二人各100銀元,以解決其活動之急需;紅軍長征到西北后,立即從陜北派梁明德、毛澤東主席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也在此活動;黨中央召開白區工作會議,蔣自明負責接待路經西安的同志,并安全轉送他們去陜北;蘇北、魯南、陜南及上海地下黨組織需要經費、物資和武器,蔣自明全力予以滿足;黨中央需要西藥、印刷機、木器家具、日用品、文具,延安光華農場需要奶牛和農作物種籽等,他千方百計地盡力解決;延安演平劇需要戲裝,蔣自明向劉仲秋募集了一些,并購置一部分送往延安,得到周恩來副主席的贊揚;進步話劇《桃花扇》在西安演出時,亦曾得到蔣自明的資助……

    對自己同志的親屬及周圍的窮人,蔣自明也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宋綺云不幸被捕后,宋在西安的子女生活困難,蔣不顧個人安危,讓宋振蘇(宋的次女)每周到他家取做好的食品,作為孩子們在學校的食物補貼,并將“小蘿卜頭“的大哥宋振華接到自己家里;徐彬如的兒子徐學龍考上中學,但因家人手頭拮據交不起學費,蔣自明一次便掏出50塊銀元,資助其繼續學業;蓮湖公園有一姓孟的工人,因為妻子殘廢,生活困難,是蔣自明設法出資救濟了他們一家……

    蔣自明充分發揮了他的才智和技能,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交通聯絡、提供情報和物資供應等任務,蓮湖食堂實際上成了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聯絡站、招待所、兵站和情報所。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是1935年冬在原十七路軍憲兵營黨支部的基礎上成立的。謝華任書記,支委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陸生、宋綺云、王根僧、金閩生、郭子化等。他們以憲兵營為活動基地,以《西北文化日報》為宣傳工具,以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為公開的外圍組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西北特支和西救會的秘密會議都在蓮湖食堂召開,各地來西安的地下工作者、進步人士也都在這里接頭、聚會。他們大多是在單間里以朋友聚餐形式召開會議,凡遇此時,蔣自明必然親自來打招呼、做菜、結賬,并總要應酬說:“你們吃得怎樣?”對方一定會不約而同地答道:“好!好得很!”此舉一方面是蔣老板要為同志們打掩護;另一方面地下黨的同志也要向蔣老板通通情況,意即“會開得很順利”。

    由于蔣自明照顧周到、安排穩妥,到這里來進行活動的進步人士越來越多。常到此處的有韓卓如、楊明軒、杜斌丞、楊曉初、高祟民、李敷仁、孫蔚如、鄧寶珊、李馥清、趙壽山、高桂滋等。盡管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的反動家伙也來此就餐,但對地下黨人和進步人士的活動卻毫無覺察。蓮湖食堂為我黨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聯系各界知名人士,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此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秘聞。“蓮湖食堂設在蓮湖公園東門內靠南墻的大房內,有一個小側門與楊虎城將軍公館的后門相毗連,出了楊公館的后門,橫穿蓮湖巷走一段路就是蓮湖食堂的小門。到晚間客散之后,楊將軍便從后門來到食堂喝點咖啡或啤酒,蔣自明則常常陪楊將軍談話聊天。兩人在一起談軍事,談政治,談眼前復雜的時局和形勢,談中共的統戰政策等等,天長日久,他們彼此加深了解,亦結下深厚友誼,成為朋友,這對楊虎城將軍的思想變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須知,蓮湖食堂是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聯絡與情報站,老板蔣自明是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聯絡與情報員。這樣,楊虎城將軍來往于蓮湖食堂與揚公館之間,楊將軍與蔣自明就不是一般的交誼。實際上,楊將軍利用這一地點,這種形式,支持和掩護西北特別支部的活動,也通過蓮湖食堂,通過和蔣自明的接觸,獲得共產黨中央的政策精神和有關指示,以指導自己的抗日革命活動。”(摘自童陸生《揚虎城將軍與蔣自明的蓮湖食堂》)當時不同的政治派別提出有“反蔣抗日”、“聯蔣抗日”、“擁蔣抗日”等主張,他們共同選擇了被歷史證明極其正確的“逼蔣抗日”的基本策略,奠定了發動西安事變的基礎,從而使共產黨政權及軍隊合法化,進而促成全民抗戰局面,以此重新書寫了新的中國歷史。

    西安事變前后,不僅西北特支和西救會的重要會議是在蓮湖食堂秘密召開的,而且會議檔案材料也是由蔣自明負責保存的。其中一部分檔案資料于1940年由蔣自明的次子張協和在赴延安前秘密轉交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周子健,可惜以后未能轉送延安而失落。

    西安事變以后,我黨設在西安七賢莊的紅軍駐西安聯絡處改為中共中央駐西安辦事處(后又改為第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而這時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先后被扣押,東北軍、西北軍均被調離陜西,西安已成為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重要巢穴。盡管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蓮湖食堂作為黨的秘密活動場所仍然在敵人的心腹地帶繼續活動著。中共陜西省委把蔣自明以及蓮湖食堂的情況介紹給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和李克農,他們非常重視。此后,林伯渠多次到蓮湖食堂“進餐”,傳達黨中央的指示,指導黨的工作。林伯渠還常常單獨來食堂接見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聽取匯報,并告訴蔣自明等,對去陜北的青年學生以及到陜南工作的同志要盡力資助,做好接應與掩護工作。蔣自明遵照指示積極完成了多項任務。如1937年,毛澤民、錢希鈞去新疆途經西安,就是由蔣自明接待下榻于蓮湖食堂,而后又掩護送走的。

(八十年代記者采訪時拍的照片)

    1937年4月,由杜斌丞先生建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在蓮湖食堂宴請西安八大家(即西安八大士紳崔疊生、景梅九、武念堂等)和各界名流,以答謝朱德、彭德懷等將領途經西安時,八大家對朱、彭的款待。周恩來副主席和陳賡出席宴會,旨在團結西安上層人士,擴大政治影響。蔣自明親自籌辦做菜,使這次宴會氣氛熱烈,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此后,以公開身份過往西安的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彭德懷、葉劍英、南漢宸等,常來蓮湖食堂辦宴,會見各方人士。先后來過蓮湖食堂參加重要聚會的還有中共陜西省委的有關同志,以及伍云甫、宣俠父、熊天荊、居敬、吳德峰、陳養山、馮文彬、丁玲等。

    在胡宗南控制下的西安,這么多的重要人物來蓮湖食堂聚會活動,保障安全便成了十分嚴重的問題。為此,除了精密周到地安排之外,蔣自明專為食堂準備了3支手槍,由他本人、兒子張協和及食堂的神槍手王遷昇秘密攜帶,暗中保護。正是由于蔣自明的周密布置和高度警惕,所有在蓮湖食堂進行的秘密活動都很順利,未曾發生過任何差錯。這在當時的西安城里是十分不易之事,凡參與過活動的人士無不為之嘆服!

    機智的地下情報員

    蔣自明曾多次提出希望能加人中國共產黨,以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中共西北特支負責人徐彬如對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曾多次研究過,按條件早該吸收你入黨。只是以你當前的工作來看,你的接觸面廣泛,極易暴露。為了保護黨的工作,也考慮到你本人的安全,你留在黨外更為有利,所以暫不解決你的入黨問題。組織上對你是充分相信的,為了黨的利益,相信你能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態度,服從這一決定。”蔣自明當即服從,表示一定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1938年,蔣自明曾迫切要求到延安去,林伯渠亦打算把他安排在邊區政府,發揮他善搞經濟建設工作的特長。但黨中央認為,蔣自明留在白區工作發揮作用更大,中央有關同志評價說:“像他這樣的人仍留在西安較合適。”后經請示毛主席,蔣自明仍被留在了西安。蔣自明以大局為重,安心在西安竭盡全力完成黨交給的各種任務,其中也包括秘密情報工作。

    當年,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員和特務也常在蓮湖食堂大擺筵席或召開會議。蔣老板借機“熱情”地接待他們,意在探聽其活動情況,獲取有關情報。為多搞到一些情報和文件,食堂對拉國民黨要員和特務來吃飯的洋車夫或司機額外支付一份報酬;開發票時把數目增加一倍,讓聯系吃飯事務的副官將一半裝入私囊,再從其口中探知來此要干什么事,開什么會;食堂故意不設存衣處,并注明自行保管,丟失概不負責,再在特務們喝的貴妃酒中摻入鴿子糞,使其喝起來很香但易醉,這樣就可乘機搜摸文件、情報資料等,特務們丟了機密文件不敢匯報,上司也無從追查。利用上述一些方法,蔣自明竟從國民黨省黨部要員那里搞到了全部國民黨軍編制系列兩大冊。這種系列冊是日本人經詳細調查編寫,國民黨政府又將其翻譯成中文,供有關軍政要人使用的,對我方了解國民黨軍隊情況及軍事動態極有價值。同時,蔣自明搞到的還有從綏遠到新疆的公路詳圖等等。他把這些資料都及時交給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轉送黨中央。

    1939年春,國民黨反動派秘密頒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草案》。蔣自明得到消息,即設法從軍統、中統那里搞到了這幾個反共文件,馬上交給辦事處的居敬;同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欲派兵從綏德進攻陜甘寧邊區的重要情報,也是蔣自明報知辦事處轉告延安的;是年秋末冬初,他又將國民黨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和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的矛盾及蔣鼎文腐化生活的情況,寫成材料由翁世武謄清轉報黨中央;蔣自明親自寫的陜西國民黨的黨、政、軍、民、學情況及陜西省青紅幫的情況,也都很快交給了黨組織。

    陜西省圖書雜志審查處是國民黨的文化特務機關,地下黨急需了解其內幕。蔣自明接受任務后,便與他認識的該機構第一組組長劉業昭商妥,介紹翁世武到其第二組擔任圖書審查員。翁打入審查處,把了解到的情報寫成材料,通過蔣自明迅速轉交地下黨。

    隨著形勢的變化,胡宗南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日趨嚴重,黨的地下工作遇到極大困難。蔣自明直接與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發生聯系,辦事處亦是通過蔣自明,向分散在西安的劉桂清等人傳達指示;蔣自明還曾協助將西北文化日報社的機器和材料秘密轉移到三原,然后又送往延安,印刷工人吳子善就是隨機器到延安參加的革命工作;延安方面需要鉛印機,蔣自明盡速從私立西安樂育中學買到一部,尋機裝上博古、徐彬如去延安的汽車,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關卡,安全運到了目的地。那時,辦事處經常把重要宣傳品交給蔣自明,由他設法翻印、散發。蔣自明總是找翁世武在蓮湖食堂里刻好蠟板,然后自己拿到僻靜處油印,再將一部分送給杜斌丞等進步人士傳閱,一部分秘密地投寄或散發出去。

    從實踐中,蔣自明漸漸摸索出一套獨特的斗爭藝術和方法。比如“借水養魚”,意即“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對待軍統、中統特務,先以致人愛好的古董、字畫、碑帖為餌,以欣賞、購置或相贈為借口,同對方拉關系,以便從他們那里探得種種情報。國民黨的許多機密文件,就是用這種辦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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