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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同窗摯友——謹以此文表達對同窗摯友沐雨君的懷念之情(圖)
2019-03-15 09:48:15
作者:劉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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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沐雨同志是原中直育英小學第4屆(12班)畢業生

    程沐雨同志遺存之史料與作品

1961年原紅25軍老戰友北京合影

    程坦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程坦的追悼會是1981年1月8日在政協禮堂舉辦的,主持人是李先念,程子華致的悼詞,悼詞中說:程坦“……在紅十五軍團政治部工作期間,為了配合當時紅軍的政治紀律教育,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內容,利用鄂豫皖地區一首民間歌曲的唱腔,改編成《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紅十五軍團政治部的小報上,很快在紅軍干部戰士中廣泛流行開來。以后,經過不斷修改,發展成現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成為我軍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這是第一次在公眾集會場合提到程坦在編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中的歷史作用。

    不久,在《解放軍歌曲》1981年第3期上,發表了該刊采寫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產生》一文,第一次在媒體上公開報道了這首歌的編作過程,第一次在媒體上明確該歌的歌詞編寫者是程坦。

    筆者是程坦的兒子,出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2年,幼年跟隨父母生活在新四軍、八路軍和解放軍的部隊中,經常聽到部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建國后,在上小學時也學唱過這首歌,記得當時歌篇上注明的詞作者是毛澤東,曲作者是李劫夫。

    上世紀五十年代筆者上初中時,有一天晚上,程坦與筆者的母親看完文藝演出一回到家,就立即拿出久已不用的口琴,不聲不響,不理睬任何人,獨自一人,長時間反復吹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曲子,顯得有些激動。夜已經深了,還在不停地吹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令人十分詫異。筆者詢問般地看了母親幾眼,她對筆者說,在今晚演出的節目中,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是最早的原詞原曲,讓他想起了紅軍時代。母親沒有向筆者說明這首歌跟程坦有什么關系。當時筆者還是個孩子,想不到這首歌會與程坦有什么淵源。

    大概是1959年吧,筆者已上高中,一個星期天的中午,程坦在家請客吃飯,大多數客人是紅二十五軍政治部和紅十五軍團政治部的戰友。飯飽酒足之后,這群老頭子高興了,以筷子敲打著盤碗,熱情地唱起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唱的是1935年末紅十五軍團時期的歌詞。

    但1957年時的歌詞已經定型,至今沒有什么變化,內容如下: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要注意。
    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第二不拿群眾一針線,群眾對我擁護又喜歡,
    第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努力減輕人民的負擔。
    三大紀律我們要做到,八項注意切莫忘記了,
    第一說話態度要和好,尊重群眾不要耍驕傲,
    第二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
    第三借人東西用過了,當面歸還切莫遺失掉,
    第四若把東西損壞了,照價賠償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
    第六愛護群眾的莊稼,行軍作戰處處注意到,
    第七不許調戲婦女們,流氓習氣堅決要除掉,
    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
    遵守紀律人人要自覺,互相監督切莫違反了,
    革命紀律條條要記清,人民戰士處處愛人民,
    保衛祖國永遠向前進,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

    接著,他們七嘴八舌地回憶起了這首歌的形成過程。有一個客人建議道:應該把老程當年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這件事說一說,寫一寫。程坦用濃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新縣口音阻止道:千萬搞不得!這是筆者第一次明確地聽到這首歌與程坦有關。

    大約在1965年,程坦帶著筆者的妹妹,觀看全國戲劇匯演,和黃鎮、郭述申等人坐在一起。看戲過程中,黃鎮拍著筆者妹妹的頭說:孩子,你知道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是你爸爸寫的,了不起呀!

    “文革”中的七十年代,黃鎮將赴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程坦在家設宴為他餞行。黃鎮說:我在法國當大使時,一聽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就想起老程,想起當年我們在一起共同戰斗的艱難但充滿激情的歲月,真是對這首歌有一種親切感,這是老程的功勞,應該公布于眾。程坦還是那句話:不行不行!千萬搞不得!吃飯作陪的全都是他紅十五軍團的戰友。

    “文革”初期,社會動蕩,城市、工廠以及一些農村的秩序異常混亂。為了加強紀律性,反對無政府主義,毛澤東帶頭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當時不但解放軍部隊在唱,機關、工廠、農村、大中學校等也在唱,連小學生都在唱。大概就在這個時期,《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再次訪問中國。據說,他在與毛澤東的交談中,詢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作者是誰?毛澤東當時曾表示,這首歌很好,不知道作者是誰,但不是他(指毛本人)。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肅省的豫旺縣采訪,訪問過徐海東及其率領的紅二十五軍以及紅十五軍團,發現部隊都在唱《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認為這就是國民黨的軍隊無法打敗紅軍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這首歌。可能斯諾是最早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介紹到當年的國民黨統治區的,也是最早將這首歌介紹給西方世界的。

    “文革”中程坦家受到沖擊,筆者的母親也含冤非正常離世,因此到了“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程坦的身體已經很不好,多數時間住在醫院里,筆者也經常在醫院里陪伴他。這時為搞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形成過程,偶爾有人到醫院采訪他,他都是東拉西扯,搞得采訪者稀里糊涂,不得要領。看得出來,他是在裝糊涂。

    在筆者的記憶中,好象程坦從來沒有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無關的人員談論過這首歌是如何產生的,從來不提自己與這首歌有什么關系,包括他的子女。他的口風是非常緊的,因此他的子女一直對這首歌的來龍去脈不甚了然。

    “文革”后的首屆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唐天際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議案,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是程坦編寫的,建議為此正名。這個消息一傳開,一時間接連不斷地有人到醫院采訪病重的程坦,包括一些記者。看來這時他是無法再繼續裝糊涂了。

    1978年或1979年,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到醫院看望一些老同志,見到程坦,開玩笑說:老程,看來你也活不長了,有什么事情要我辦,快說吧!程坦緩緩地說:還真是有事要麻煩你,一是我不想進八寶山,想葉落歸根,埋到老家的程家墳山上去;二是希望搞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編作過程,以組織的名義確定我在編作這首歌中的作用,以免別人誤解。本來想永遠不提這首歌的事,但現在要采訪我的人越來越多,逼得我不得不要求澄清歷史事實,我不希望別人背后議論我是個騙子。

    “文革”結束后到程坦去世前的幾年,劉華清經常到醫院看望程坦,閑談中有時回憶往事,回憶他們年輕時在紅二十五軍火熱的戰斗生活,開始公開談論編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有關史實。程子華也經常到醫院看望程坦,也經常回首在紅二十五軍的日日夜夜,懷念犧牲或故去的戰友。筆者從他們的交談中,對這首歌的形成歷史,開始有了比較粗略的了解。直到這時,筆者才有意識地主動向程坦了解這首歌的創作過程,頭腦中有了一些比較有條理性的印象。簡要情況是: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長征首先到達陜北,與劉志丹領導的陜北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軍團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十五軍團政治部的工作職責,由紅二十五軍政治部承擔,高崗任主任,副主任是郭述申,但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郭述申主持的。程坦此時則擔任軍團政治部的秘書長。

    10月,紅十五軍團在甘泉縣的老山和鄜縣(今富縣)的榆林橋,接連打了紅十五軍團組建以來的兩仗。這是兩個較大的勝仗,殲滅了一部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俘虜了幾千名敵軍官兵,繳獲了大量軍需物資。當地老百姓熱烈擁護紅軍,許多農民踴躍參加紅軍,一些俘虜也參加到紅軍隊伍中來,一時間紅軍部隊擴充很快,但部隊的成分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違犯群眾紀律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新兵進行革命紀律教育,就成了軍團政治部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

    恰在此時,周士第、王首道率領中央紅軍先遣隊也到了陜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師,帶來了一份《中國工農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布告》。程坦看到《布告》后發現,較之紅二十五軍唱過的紀律歌,內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大喜過望,于是根據《布告》內容,參考紅二十五軍在鄂豫皖蘇區時曾經傳唱過的紅軍紀律歌,按照在大別山地區以民間小調填寫的一首九字排列的《土地革命成功了》歌的韻律,連夜編寫了通俗壓韻的歌詞,然后和劉華清一起,將歌詞填入這支小調中,按照部隊行進的節拍,共同反復修改,反復吟唱,經過郭述申審閱后,刊登在軍團政治部的《紅旗報》上(另一說為《紅星報》),當時的歌名叫《紅色軍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這首歌發表后,由于內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調又是紅二十五軍的戰士們熟悉的,好學好記,并且還便于在部隊行進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紅二十五軍以及紅十五軍團中傳唱開來。不久,中央紅軍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先后到達陜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師,這首歌又迅速唱遍所有紅軍部隊,并很快唱遍了陜甘寧邊區。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這首歌不斷傳唱,很快唱遍唱響全中國,成為流行時間最長、流行地域最廣的一首紅色歌曲。

    在各地各部門,這首歌的唱腔雖然相同,但各自根據實際情況,歌詞各有一些差異。1950年到1957年,總政治部對這首歌組織了幾次修改,統一了歌詞內容,形成了現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但與最初的原詞原曲區別不是很大。

    程坦向筆者回憶這段往事時,口述了1935年末這首歌的歌詞,與1957年總政治部最后一次修改定型后的歌詞內容已經很接近。可惜的是,由于時間太長,這套歌詞筆者丟失了。但筆者想,從一些文藝部門找到這首歌1935年末版的原詞原曲,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

    毛澤東于1947年10月10日擬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毛選第四卷1241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但還不能視同為歌詞。

    根據程坦的意愿,程坦的子女于1978年或1979年向胡耀邦總書記遞送了一份報告,懇求他盡快安排力量,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編作過程進行調研,力爭在程坦生前能看到結論。筆者為了這首歌的來龍去脈,也曾走訪過一些老同志,其中郭述申還為此寫了一篇證言材料。

    胡耀邦總書記批準了程坦的要求,責成總政治部調查落實。1979年或1980,總政文化部的陳奎及給筆者打電話,要筆者到他那里談一談這首歌的有關情況,筆者到西什庫總政辦公大樓見了他。筆者想,總政的同志,包括陳奎及,可能還有其他單位的有關同志,肯定作了大量的調研工作。據傳,李劫夫在“文革”結束后曾說,他曾對這首歌的曲調進行過修飾,但他并不是原創作者。筆者還記得,這個時期,胡耀邦總書記曾向程坦的子女說過,他確實也不記得中央紅軍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唱過曲調相同或相近的紀律歌。

    程坦去世前夕,他的子女都很關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調研進展情況,也大概知道了一些調研結果,但并不知道在悼詞中寫進了他是這首歌的編作者等內容。

    1984年夏,筆者全家邊吃飯、邊收看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的電視實況,當時筆者的女兒只有六歲多,她突然激動地高聲叫道:爺爺的歌!爺爺的歌!筆者定神一看,中國體育代表團和“中國臺北代表團”,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樂曲聲中,正一同走進運動會場。這是我國第一次參加奧運會,是臺海兩岸運動員第一次攜手奧運。筆者也很激動,因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旋律,竟成為代表中國的聲音飄洋過海,響徹奧運會場,并通過電視飛揚到全世界!

    1989年6、7月份,北京市的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一天中午,筆者在單位端著飯碗一邊吃飯,一邊收聽廣播。突然,在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播放的《每周一歌》節目中,播放出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樂曲聲,反復多次,播放結束后,又簡單地介紹了這首歌的編作過程及其編寫者程坦的生平。接著,連續播放了一個星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每天多次,每次都要介紹一下這首歌的編作過程和程坦的生平。筆者每天都聽,感到格外親切。

    后來筆者發現,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第193——194頁上,明確記載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歌詞編寫者是程坦。

    大概是1993年,監察部的羅興平給筆者打來電話,詢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形成歷史或編作過程,并告訴筆者,他們準備將這首歌的編寫者程坦的生平,刊登在《中國監察大典》上。不久,他們給筆者寄來了這個大典《人物卷》的部分影印件,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編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詞的副部長——程坦。

    到了九十年代,在全國各地多種報刊上,不斷有人發表與這首歌有關的文章,如:《黨的文獻》1993年第四期;1993年8月26日的《文摘報》第1061期;1996年9月25日《北京晚報》11版等,內容大同小異,都提到這首歌的歌詞是程坦編寫的,有的還提到這首歌首先是由紅二十五軍唱起來的。

    在《河南日報》1996年10月25日的周末版上,有人以筆者的名義發表了《父親留下一首歌》,第一次在新聞媒體上比較詳盡地介紹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創作過程。

    2004年11月1日,在《北京日報》讀書版上,發表了從《劉華清回憶錄》上摘錄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是如何誕生的。這篇文章介紹這首歌是由紅二十五軍首先唱起來的,后來在紅軍各部隊中傳唱開來。這首歌曲深受廣大官兵和人民群眾喜愛,對于加強紀律性,增強軍隊內部和外部的團結,促進部隊作風建設,起了積極作用。劉華清寫道:“••••••沒有想到這支歌流傳得那么快、那么廣,影響這么久遠。如果這算得上是一份成績,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議干的,是他的歷史功績••••••”。

    2006年筆者發現,在現代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的歌曲集——《同一首歌——20世紀中國流行歌曲精品》中,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那頁的歌篇上,注明詞作者是程坦。這是筆者第一次發現,在歌篇上公開注明這首歌的歌詞的編寫者是程坦。

    關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曲調,還有一種說法。筆者于2005年從互聯網上看到,有些音樂史專家研究考證后認為,這首歌的曲調原型可能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民間小調,曾被奉系軍閥張作霖借用于《大帥練兵歌》向其部隊教唱,后作為軍歌,被東北軍帶到了大別山區。1934年及以前,馮玉祥的西北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都曾在大別山地區作過戰,圍剿過鄂豫皖蘇區的紅軍;特別是東北軍,是圍剿紅二十五軍的主力;他們都唱過與這個調子很接近的戰歌。紅軍當時俘虜過不少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官兵,國民黨被俘的官兵帶來他們部隊流行的歌曲,被紅軍加以吸收、改造和利用,應該是很自然地事情,其曲調首先被“土地革命成功了”這首歌借用,形成了《土地革命歌》。這似乎也證明,《土地革命歌》很可能是在鄂豫皖蘇區首先唱起來的。

    大約在2008年4月,筆者看中央電視臺《軍事天地》節目,正好是國防大學的馬駿教授講授“中國古代的軍歌”專題,他介紹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旋律,最早應該出自德國,是德意志皇帝的“衛隊練兵進行曲”。1905年,滿清皇朝政府的湖廣總督張子洞,想為自己的部隊編寫一首軍歌,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為其編寫曲子,這個顧問就將“德皇衛隊練兵進行曲”提供給了張子洞,歌詞是中國人寫的。不久滿清政府垮臺,張子洞的軍歌也就不唱了,但這首軍歌的曲調卻在中國流傳開來,由于好學好記,節奏感強,曾被不少歌曲借用,在有的地方還被民間小調借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應該也是借用了它的曲調。

    關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歌詞,筆者于2006年9月在“重走中原突圍路”的活動中,在商洛地區聽到了一種更為詳盡的說法:

    紅二十五軍在長征前,也有紀律方面的歌,但不如后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那么完整和全面。1934年9月(一說7月),受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派遣,程子華來到鄂豫皖蘇區,向紅二十五軍轉達了應向西實行戰略轉移的建議,同時也口頭傳達了中央蘇區發布執行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布告》等文件。程坦當時擔任中共鄂東北道委員會秘書長,在與程子華的多次接觸交談中,獲知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布告》等文件的具體條文,萌生了將其編成歌詞的念頭,遂結合自己對紅軍戰士進行政治紀律教育的感受,仿照當時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歌詞寫法,以九個字排列成句,編成押韻的歌詞,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調,形成了《紅色軍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拿到鄂東北道獨立團教唱。紅二十五軍建立之前,中共鄂東北道委員會的書記是鄭位三;紅二十五軍于1932年重建,鄭位三是組建者之一,曾擔任過軍政治部主任;不久鄂東北道獨立團中的大多數人編入了紅二十五軍;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向西離開了大別山,實際上走上了長征路。

    1934年12月8日,紅二十五軍長征進入陜南商洛地區。奮戰半年多,建立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部隊得以休養生息,離開大別山時主力不足3000人,這時發展至4000人左右,地方武裝也發展到2000多人,隊伍迅速擴大,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政治思想和作風紀律教育就成為很重要的工作,這時程坦擔任紅二十五軍政治部秘書長,就對他在鄂東北道獨立團教唱過的《紅色軍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的歌詞進行了修改,安排到每個連隊學唱。

    1985年春,黨史工作者收集整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紅色歌謠時,在根據地腹地的山陽縣,曾聽到紅二十五軍老戰士吳高升比較完整地唱出了當年商洛地區唱過的《紅色軍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歌詞中有如下詞句:

    紅色戰士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得注意。
    第一實行民主的綱領,最后勝利才能有保證。
    第二服從上級的指揮,堅決殺敵才能得勝利;
    第三說話態度要和好,接近群眾言語最重要。
    第四買賣價錢要公道,不準強迫群眾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具用過了,當面歸還切莫遺失掉。
    第六到處廁所要挖好,不準隨隨便便拉屎尿;
    第七優待俘虜要周到,瓦解敵軍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門板要上好,上好門板一律捆稻草;
    屋里屋外贓物要打掃,免得群眾心里遭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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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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